作为一名充满窥探欲的人类学门外汉，我一直想知道，当今的人类学界，是否仍毫无疑问地将田野调查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基础课，我猜想这如医学专家须躬耕于诊疗一线一样，从事某种专业的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或生活的事实保持接触，虽然本尼迪克特仅能依据文献资料便写出《菊与刀》，并为美国政府在战后采取正确的对日政策做出重要贡献。无论如何，《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奈吉尔·巴利，正是基于田野调查在其教学生涯中的避无可避而开始了赴喀麦隆多瓦悠兰部族的征途。
在翻阅《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前，我原以为，人类学著作有趣的范本大概如《忧郁的热带》，脱离理论著述一本正经的面孔，如小说般生动有活力。然而《天真的人类学家》刷新了我的笑点，也刷新了我对人类学的认知，如果说《忧郁的热带》让人兴致盎然，那么《天真的人类学家》则如漫画般幽默风趣通篇令人捧腹大笑。奈吉尔·巴利几乎是我见过的最敢于曝光自己内心的没正形儿、善于自嘲、言辞风趣以及在逆境中自带乐观诙谐光芒的人。比如，他如此描述田野调查的动机之一：“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贯穿全书对喀麦隆政府的吐槽：“当我离开（喀麦隆大使馆）时，一种奇特的疲惫感袭来，混合着屈辱与难以置信。我将越来越熟悉这种感觉”；对多瓦悠人的描述笑点俯拾皆是（可贵的是，巴利透露出来的姿态是——笑点仅来自文化的差异，而非文化的居高临下）：“多瓦悠人的真貌是：他们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我还少。追踪时，他们能分辨摩托车痕与人类足迹，这已是能力的极致”，“多瓦悠人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我问：‘你为啥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为什么它是好的’，‘因为祖先要我们这么做’，我狡猾问道：‘祖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我永远打不败这些祖先——他们是一切解释的起始与结束”。然而，通篇的笑点并不意味着巴利的田野调查如度假般轻松优雅，相反，他得忍受乏味（比如雨季里长时间地呆在他的茅屋里，盯着漏水的地方，一边盘算着拮据的调研经费一边焦虑地等待毫无时间观念的多瓦悠人举行他们某个重大的仪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喀麦隆官僚周旋（与大使馆、移民局、当地政府官员的每一次接触都体现出他们的傲慢、愚蠢、令人费解，并几乎总以作者备受羞辱和濒临崩溃结束）、与部族人的相处几乎永远处于哭笑不得的状态（比如和人约定时间地点见面，他们通常会隔一天甚至一周才出现，并对你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你若出行，门口便会出现整个多瓦悠兰需要搭便车的人，一辆车坐六个人，根本是空车，如果你坚称塞不下，会被斥为胡说八道，且多瓦悠人最喜在车内呕吐）、承受危险（比如需如山羊般在悬崖边的山径上行走，失足动物的尸体横陈在崖下，山径上铺满牛粪，大群苍蝇追随着战战兢兢的行人）和疾病（磕掉了牙，得了疟疾，还感染了病毒性肝炎），如此，尚能将田野调查的过程描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实在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然而，《天真的人类学家》并不是懒散的迎合、讨巧之作，诙谐的外表之下蕴含着严肃的主题，在轻松大笑之余，读者亦了解到了多瓦悠兰文化与所谓“文明世界”的巨大差异，宏观到多瓦悠人的社会结构、生活观念、两性观念、职业内涵、头颅文化、割礼等，具体到神秘的祈雨酋长如何“祈雨”、疗者如何确定疾病源起、酋长主持下的多瓦悠兰庭审等。更可贵的是，作者内心剖白般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真实状态，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高屋建瓴，没有浪漫激情，甚至没有艰难困苦，而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对其所见所闻所思细碎道来，贴近于每一个非专业读者的视角，也贴近于每一个在生活的“田野调查”中有过没正形儿、自嘲、犯懵、抓狂、刻薄和疲惫等时刻的普通人的内心。
